明年GDP增速略低于今年

　　香港商报：您日前在中银国际的十九大报告解读中，提到这次十九大报告中没有一处提到GDP增长，今后不追求高速度而追求发展高质量的经济体系。有专家预测，2018年针对房地产业可能出台的严控措施，可能导致2018年GDP增速下破6%，甚至有可能会低到5.8%。而今年三季度的出口数据增长只有6%，比预期弱，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预测?

　　曹远征：十八大召开时，中国提出从2010年到2020年GDP翻一番，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应与GDP增长相同步，也要翻一番。这是中国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承诺。今年GDP的增长预计在6.8%左右，如果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政治承诺，未来三年的经济增长应该在6.3%以上。根据经验数据，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可以带动将近200万人口的新增就业，而中国每年要消化一千多万的新增就业人口，也决定了GDP的增速也不能太低。我们预测，2018年中国GDP增速在6.5%以上稳定前行，如果真的出现意外情况即低于6%的迹象，我个人认为政府还是会出手干预，微调预调来稳定增长的。

　　目前新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经上升到11%以上。另外，三季度出口数据虽然只有6%，但还是保持了正增长，不像过去有两年出现了负增长。

　　必须关注三大风险点

　　香港商报：周小川一方面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比较乐观，另一方面他又说中国要警惕明斯基时刻来临，您如何理解这两种看起来似乎自相矛盾的观点?您认为在中国可能触发明斯基的风险点有哪些?国企高杠杆、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影子银行那个领域的敏感度更高?

　　曹远征：观察近七十年全球各国经济，为应对以生产过剩为特点的经济周期，旨在调控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得到普遍应用，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成为常态。这就出现了两个周期，一个是传统的以生产过剩为特点的“经济周期”，另一个是以杠杆由扩张转而收缩的新“金融周期”。统计发现，前者通常为1-8年，后者则为10-20年。两个周期可能迭加，也可能错位。而通常在错位期，会出现较大的经济金融风险。

　　近几年全球的经济增长表现与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相关度很高，货币政策扩张往往推高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目前美国宏观经济表现较好，美联储启动了加息、缩表等去杠杆的进程，而中国宏观经济下滑去年已经触底，今年在筑底。宏观经济稳定使中国开始了“去杠杆”进程，也就是不再为宏观经济表现“打点滴”。在全球“去吊瓶”的过程中，是否会因为房市股市的下跌引发剧烈的资产负债表收缩，这就是周小川所担心的明斯基时刻来临。

　　杠杆的可持续为核心

　　按照明斯基的看法，债务借贷周期可以分为理性借贷、投机借贷和庞氏借贷三个阶段。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错，最大的风险点是杠杆率偏高。在高杠杆的情况下，人们很难预测风险的爆发点和爆发时刻，难以判断何时是“酒会高潮”。高杠杆虽隐含着高风险，需高度重视，适时去杠杆。但是以更深层次看，最重要的是能否保证杠杆的可持续。换言之，只有在可持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杠杆。

　　宏观层面经济增长稳定可期，微观层面政府、企业、居民个人的收入能力可持续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只有这些基础稳定，付息能力才能稳定，杠杆才能稳定，才有条件去杠杆。所以静态的债务总量不可怕，可怕的是杠杆率持续升高和过于紧绷的流动性。所幸目前经济情况好转，杠杆率已经开始下降了。

　　要防止流动性过紧所谓金融市场「踩踏事件」的发生，必须特别关注目前中国三大风险点：房地产，影子银行和地方债务可持续性。

　　房地产的风险在于之前涨得太快太猛，如果突然下跌会引发银行坏账。目前银行业总资产中26%与房地产相关，开发商只占6个点，其余20个点全部是按揭贷款，如果中国的银行能够把30%的首付门坎牢牢守住，断供或自愿性违约的概率就很低，银行业的风险就总体可控。

　　影子银行的规模正在大幅度减小，如果是非标准资产，就必须回到银行资产负债表里。如果是标准资产，今后用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出表是一个方向。这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健全和政策激励的配套，相关的改革应该加速。

　　中国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债务占GDP并不是很高，只有44%。从总体上讲，并不严重。其中的突出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或有负债，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它虽然不是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却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除重新厘定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支出责任外，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进行真正意义上的PPP安排。

　　国资管理改革会有重大政策出台

　　香港商报：这次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到将来改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改变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成为未来的重点，不仅仅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还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就此您能否解读得更加详细一些?

　　曹远征：2018年是中国改革大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特别讲到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预计明年国有企业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方面会有重大的政策出台。

　　在国企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出发点就是从以往的管资产、管项目、管人转变为管资本。十九大报告中有一个用词变化：即变“国有企业做强做大”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以往管人、管资产、管项目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于复杂，层级过多。考核的重点放在静态的资产规模做大做强上面，很多国企热衷高额负债做大资产，这也是国企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如果向管资本的方向转变，金融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值得借鉴。在金融国有资产管理上，重要金融机构的人事任命由中组部考察完成，作为出资人的汇金公司可以参加董事会、股东会，就重大事项发表意见、投票，但对各大机构的日常经营不干预，可是每年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参股或控股的企业分红率不能少于35%。

　　财政部为最终出资人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国改革了财政预算制度，并相应修改了预算法，明确了包括国有资本预算在内的各类政府预算都纳入统一预算。这也表明财政部是国有资本的最终出资人。如果目前80多家央企统一并表财政部，今后借鉴投资控股公司的模式，动态考核国有资本保值增值，除少数战略性产业绝对控股之外，根据盈利多少调节股本大小配置，强制央企高分红，不再干预具体业务、项目和经营，这样企业运营效率会高很多。之前国资委辖下的很多企业不分红，每家央企母公司、子公司、孙子公司可能有上百家，它们分布在不同的省份、县市，所以从中央到地方，不同层级的国资委既管资产、管项目又管人，业务审批流程非常复杂。

　　与此同时，如果财政部是最终出资人，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后的各类投资控股公司将发展代理出资人责任，财政就可以依照预算法不仅对国有资本预算纳入统一预算，而且方便调度，特别是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保预算的支出压力。而最近出台的将国有资产股权的10%划入社保就是最好的例证。

　　目前上海国资委紧锣密鼓推动央企参与并购整合地方国企，正是反映了这一趋势，率先动作。今后减少国企层级、并表财政、减少国资管理层次应该是改革的方向。

　　省县级资产负债——静悄悄的革命

　　香港商报：您刚才介绍国资改革时提到统一并表财政部的重要性，记得2012年，您就发表过《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的文章，系统研究过国家整体资产负债表这个课题，这两年有更多的学者和银行家也主张建立国家层面的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地方政府高速增长但透明度欠佳的许多负债，让此建议呼声更多更加强烈，请您谈谈目前建立国家层面的资产负债表的难点主要有哪些?

　　国家整体资产负债表不可或缺

　　曹远征：国家整体资产负债表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及长远规划不可或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包括四大类主体资产负债表，分别是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类企业、居民部分。这四大主体的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占据着显著的重要地位，但是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建设和管理能力很薄弱，口径不统一，尤其地方政府仍然是经济建设型政府，他们形成的直接隐形、或有债务浮出水面之前不能察觉，会影响政府部门债务偿还的可持续性。目前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已开始编制，地方政府授权当地财政部门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工作有些已经开始，但大多数任重道远。

　　从财政学的角度观察，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过去政府财政的会计方法是现金收付制，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而不问花钱的去处和受益。资产负债表编制则是权责发生制，不仅要问当期花钱的去处和受益，还要问形成了多少资产和负债，从而是跨期的，是牵涉到长远的财政可持续能力建设的。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是国家长治久安治理能力的基础性工作，意义十分重大。中国目前是三级财政，即中央、省、县市。从目前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进展来看，后者清产核资的工作量非常大，可见的土地、森林、水、矿藏有评估办法，但是涉及文化类的资产如何评估有难度，新媒体如何评估其无形资产，教育局管辖的各类学校怎样确定价值等等，这都需要时间。

　　从严格意义上讲，只有编制了完善可靠的政府资产负债表，政府的支出责任和与此匹配的收入才有了清晰的界定和讨论的基础，就目前的进展而言，已经可以看到政府收入中债务收入的轮廓及其改革方向。

　　多负债主体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债务尽管总量不大，占GDP的比重不高，但是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是期限错配。根据2012年中国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报告，48.85%的地方政府债务发生在2008年以后，并且借短贷长。这是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加大开支的后遗症。因此，用政府发债来置换银行贷款、纠正期限错配就是必须的。我们认为，截至2017年地方政府到期债务都会被置换完毕。尽管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并没有减轻，但期限错配可以化解。

　　另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负债主体太多，主要发生在基层，根据2012年中国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报告，中国2179个县只有54个县不负债。此外，还有大量的以地方融资平台形式出现的政府或有负债主体。负债主体众多，尽管债务总量不大，但也使债务管理变得困难。因此，在十九大召开前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政府要严肃纪律，控制债务，甚至要倒查责任。

　　须界定政府支出边界

　　地方债务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金融问题而是财政问题。财政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界定政府支出边界，尤其是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边界成为改革的指向。十九大提出「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就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而言，今后应该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公司化改造，使其变成国有企业，尽管它是国有的，但财政关系不是政府的负债。在理顺财政关系的同时，如果将地方融资平台打开，用PPP安排是可以化解地方政府或有债务问题的。所谓PPP就是用本项目的收入和本项目的现金流覆盖本项目的债务。发改委和财政部都推出PPP，项目库金额达到15万亿人民币。发改委的PPP在新建项目使用，财政部的PPP在传统项目、在建、已建设项目试用。目前PPP的立法、制度建设正在加速之中。

香港商报记者 齐晓彤 实习记者 孙青岩